北京的胡同里，刮起风沙，我正骑着车，顿时灰头土脸了。口腔像

个沙漏，逝者也如斯夫。我心想，这胡同有什么好的！但我还是喜欢胡

同———“胡同”———这一个词。

　　词有时候产生的魅力，比物更为强烈。让我大受诱惑，或者是大受

感动，我却又不知所以然。想想也奇怪。我在苏州生活了近三十年，但

并不喜欢“小巷”这词。以至在我的诗里只出现过两三次。我总觉得这

词有点纤弱，甚至还隐藏着阴谋。而在北京我生活不到三年，“胡同”

一词———像冬天的大白菜，餐桌上常见———到点就上班似的出现在

我的诗里。

　　“胡同”，听上去就很大方、敦实，不是石涛的“拖泥带水”，是

范宽。宽宽地，大量大度。

　　这就是词的魅力。当然，这魅力更多的来自我的想象。叶公好龙，

我想叶公大概也和我一样，他好的是“龙”这词。词与物本来是有差别

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结果。也就是生活态度。而词与词之

间的差别，有时候比词与物之间的差别还要大。也就是说一个具体的人

的感受。确切说这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感受吧。也仅仅如此。比如有关死

———“死”———由于不同的身份，也就有了不同的说法：“驾崩”

啦，“圆寂”啦，“逝世”啦，等等，等等，但我还是认为“死”这个

词最好，听上去就很大方、敦实。试想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如果

译成“上帝驾崩了”，那就要有多少滑稽就有多少滑稽了。前几年的“

尼采热”，我尽管不胖，但怕热，就想开开玩笑，在尼采的画片上正襟

危坐地用颜色字写上———写的就是这几个字———“上帝驾崩了”。

一代高僧印光法师，在自己的床头刻了个“死”字，如果刻的是“圆寂”，

我就不会感到那种莫明的震撼了。人总是要死的，这是物对词的忘却，

或者提醒。现在，一条具体的胡同进入我此刻的写作，我知道，这也是

胡同对“胡同”的忘却，或者提醒。

　　1999年，暮冬，下雪了，落雨落雪狗欢喜，我也欢喜。我就出门，

朝美术馆方向骑着自行车。不知不觉骑到了钱粮胡同———我想穿过去

———一下子，我竟不敢骑了，我呆住了。我惊讶于雪中的钱粮胡同之

美。这美，是难于言说的。我也就不说了。我第一次觉得胡同之物美胜

过了“胡同”之词妙。这也是最后一次，起码至今如此。

　　……我看到一辆破女式自行车上积满了粉红雪，雪像是粉红的。这

辆破女式自行车停在钱粮胡同里好像已有一个时代了，百年孤独呵，它

执意要停成一块望夫石的样子。我以前和以后经过钱粮胡同，都看到它，

很寒伧，郁郁寡欢。而那天，它温情脉脉，连雪也粉红色了。后来，我

写了一首诗，写了胡同和雪，不知为什么没写到那一辆自行车。现在，

我想起了它，词耶？物耶？这是我写胡同的第一首诗。

　　今年初春，我写了组诗，其中有一首叫《小椿树胡同》，我觉得很

好。因为小椿树胡同我至今还没有去过。看来诗是想象的结果。

　　胡同雪———当成为一个词的时候———“胡同雪”———我就像

来到唐朝，与高适对饮。“胡同雪”是一首边塞诗，胡马同雪花，不是

一首边塞诗吗？

　　胡马同雪满紫塞，

　　诗人吟罢怯衣单。

　　胡诌两句，不平不仄，结束吧。